2009年，教师节前夕教育部就出台过《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》，其中第十六条规定“班主任有采取适当方式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的权力”。这个“批评教育的权力”实际上就是“教育惩戒权”，十年过去了，教育惩戒权问题仍然处于争论中，不免让人诧异。

《弟子规》中有言：“教不严，师之惰”，道理不言自明，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，树木过程中，修枝剪叶是再正常不过的，同理，惩戒违规的学生也是一样，这也意味着，教师拥有惩戒权是非常合理的事情，可为什么这一问题长期处于争议中呢?归根到底，还是一个“度”的问题，这个“度”不仅仅体现在教师的惩戒过程中，也体现在家长和学生的“权利意识”方面。在这些年的相关新闻事件中，我们不难发现，事件体现的都是教育惩戒施行过程中的极端反应，譬如一些老师对学生过度体罚，导致对学生构成身体和心理上的极大伤害;而另一方面，老师惩戒并不过分，但部分家长和学生反应过激，要么家长去学校打闹，要么学生采取极端行为对抗。这二者，都是“度”没有把握好。

诚然，学生是有权利的，老师不能借由惩戒权对学生实施伤害，教育除了教，更是育，以爱化人，以理感人，这是“育”的内涵所在，而育的前提就是尊重，老师尊重学生，学生才会更容易接受批评和道理。我们也承认，在教育的过程中，有少数老师操之过急，简单粗暴，甚至让学生有了终生难忘的阴影，这些都是教育中的失败体现。但如果因为少数老师行为不当，就完全剥夺教师的惩戒权，也是“因噎废食”，大家把孩子送到学校，是接受教育的，而正当的惩戒也是教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正所谓“雷霆雨露，都是春风”，正当的惩戒对孩子的行为规范，学习态度也有所助益，难不成因为一些家长和学生的过激反应，就让老师们噤若寒蝉?这对学生真的有好处吗?

北宋丞相丁谓衣锦还乡时特地看望授业先生，称“小年狭劣，荷先生教诲，痛加梗楚，使某得成立者，皆先生之赐也”。这番话感恩之念十足，也揭示了古人尤其信仰的一个教育真理：严师出高徒。丁谓的话说得直白一点就是“学生能有今日，多亏先生当年要求严格”，而且不难看出，这份严格中甚至也包括了肉体上的惩罚。当然，我们不提倡体罚，一是因为权利观念的觉醒，二是因为教育理念的更新。但教育惩戒权显然不能丢，因此，如何确立“边界”就显得尤为重要。

近段时间，不少地方的学校纷纷把“戒尺”重新请回了讲台，目的不是为了体罚和恐吓，而是一种意义的象征，它象征着教育惩戒权在教育中依然有着重要的位置和作用，它依然是师道的一部分。紧跟戒尺而来的，就是如今将教育惩戒权的规则细化，让惩戒有据可依、有章可循、有度可拿捏。这实际上也是对近些年一些程序性规定不严密、不规范甚至缺失，影响了教师正确行使教育惩戒权这一现状的弥补，更重要的是，也能免除老师在实施教育惩戒权时“风险自担”的后顾之忧，让负责任的老师不至于有强烈的心理负担。

“教不严，师之惰”、“教得严，师之错”，如何不让老师成为“风箱里的老鼠”，就需要一条平衡之路，良好的教学行为的效果也需要师生、家长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，对于教育惩戒权，大多数人还是赞同的，因此，我们非常期待《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规则》能够从此发挥良好作用，让教与学变得宽严相济，家校之间互相理解，师生关系愈发融洽。